从红军诞生后，就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那么，政委和军事主官的职权如何划分呢？——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1930年10月，党中央颁发《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确定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在红军时期的历史来看，政委在军事行动上都能尊重军事主官的意见，同心协力夺取了不少战争的胜利。这个制度似乎没有什么瑕疵。
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
但是，在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中，斗争环境更加恶化，政委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制度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晋察冀军区下属冀中军区实施空前大“扫荡"，八路军主力被迫退出冀中区，只留下一些地方武装分散活动。在这次残酷、复杂、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 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第八军分区领导机关因此受到大损失。1942年6月8日，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红二军团老红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主张向根据地边缘东北大城县游击区转移，但是，政委王远音(学生出身，缺乏作战经验)却认为根据地人民可靠，主张向肃宁县方向转移。两人出现分歧。王远音拥有最后决定权，常德善只能服从政委的决定。结果，他们和部队落入日军“分进合击”的陷阱， 常、王及机关大部分人员牺牲。
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军事主官与政委，到底谁该拥有最后决定权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等人的高度重视。
于是，解放战争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军健全了党委制，并且对于军事主官与政委到底谁有最后决定权，作出了最科学的解决办法，毛主席和党中央规定：当军事主官与政委意见分歧、无法一致而又来不及请示上级时，则军事问题由军事主官决定，政治问题则由政委决定。这规定解决了一直难以解决的政委最后决定权与军事主官有分歧的矛盾。
实践证明，毛主席等人确定的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优越的制度，于是，在解放军中一直坚持延续下来。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与《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两书讲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解决军队最后决定权的全过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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